1965年，十幾歲的我心懷理想，參加了縣里開辦的中醫培訓班。一頭扎進中醫知識的學習，真是求知若渴。培訓班畢業后，我被分配進入蔚縣的鄉鎮衛生院工作，如愿成為一名醫務工作者。一次，我運用中醫辯證原理成功救治了一名膽道蛔蟲癥的小女孩，人民日報的采訪和報道，使我一夜成名，而此時的我，還未滿二十歲。

1969年，因表現突出，我有幸被組織推薦到河北新醫大學繼續深造。更進一步的學習，使我深感中醫文化之博大精深。在知識的海洋中，我廢寢忘食。畢業后，服從組織安排，留校工作至今。伴隨著祖國日新月異的變化，我的內心也充滿斗志。

1976年7月28日唐山發生大地震。祖國需要我的時候到了，第一時間，我便主動請纓，跟隨臨時組建的醫療救災隊伍，奔赴災區。我已經記不清為多少傷者包扎止痛，也記不清在來回的奔走中受過多少的傷，更記不清是否有過片刻的懈怠和休息。無數生命被掩埋地下，等待救援，每過一秒，都是將他們推向死亡。生為醫者，唯有拯救生命，才是最高信仰。而與此同時，我的家中卻傳來噩耗，父親去世了。我強忍悲痛與眼淚，繼續未完的救援任務。自古忠孝難兩全，家里肯定需要我，但祖國更需要我。祖國與災區人民同在，我亦應與祖國同在。

1983年，我被任命為河北省中醫院副院長；1995年，我擔任新組建的河北醫科大學副校長；1999年，我被組織調往保定職工醫學院任黨委書記，后兼校長；2005年，我被組織調回河北醫科大學，任副書記、正校級的副校長，并兼任河北省中醫院院長，同年被評委“全國先進工作者”。

依靠組織提供的平臺，我得以從不同角度審視事業發展中的問題，并對癥下藥，推進醫院管理體制改革，切身投入到醫療發展事業中。比如：在保定職工醫學院上任伊始，我經過深度調研，提出了“一擴二增三提高四改善”，極大地促進了學校員工的積極性，在校生規模曾達2萬余人。由于工作突出，《光明日報》曾以整版報道。

再比如：擔任河北省中醫院院長時，醫院設備老舊，人才缺失，資金流轉困難，多種問題，紛繁復雜。我響應國家號召提出了“中醫立院、人才強院、特色興院”建院方針，在省委省政府等有關部門的大力支持下，在全院員工的共同努力下，省中醫院逐步走上了振興發展之路，服務質量屢創新高。

擔任省政協委員和人大代表25年，我每年的提案議案都圍繞振興中醫這個主題。多年來，為了河北中醫學院的獨立建制，我組織多位有志之士聯名上書，2013年，河北中醫學院終于恢復獨立建制，開展獨立招生辦學，風風火火的中醫學習熱潮在省內席卷而來。大力培養專業中醫人才，實現專業化，規范化中醫教學，為省內乃至全國輸送了源源不斷的中醫新力量。

雖然多年來從事行政工作，但是我始終奮戰在臨床一線，多年潛心的研究和探索終于有了成果，首創的“濁毒”理論，打破了慢性萎縮性胃炎伴腸化、異型增生等胃癌前期病變不可逆轉的理論束縛。

我以濁毒理論為特色，指導、發表科研論文400余篇，主編各類院校教材10余部，學術專著40余部，獲批專利多項，獲各類科技進步獎30余項，共培養碩士生91名，博士生31名，為中醫藥事業的傳承發展做出了應有的貢獻。

而祖國也沒有忘記我，2016年12月，我被評為首屆全國中醫藥高等學校教學名師；2017年6月，又被評為第三屆國醫大師。成為全國最年輕的國醫大師，也是唯一一位身兼國醫大師和教學名師的“雙師”。

回顧走過的七十年，讓我驕傲的，不是“濁毒”理論，也不是“國醫大師”的稱謂，而是，五十多年的從醫生涯，真真切切地幫助過多少人，為祖國做過多少貢獻。我感恩祖國使我的生命有價值，感恩祖國對我的培育之情。

沒有祖國，就不會有我的一切。七十年來，我在祖國的庇護下，成長為仁心醫者，祖國予我以溫暖懷抱，我獻祖國以赤子之心。無數次我感慨，有幸生在新中國，有幸將自己的一生奉獻給祖國。

我愛我的祖國。